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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向东-品牌改变中国

打造高端品牌,为中国赢得尊敬 ——高端品牌的首席外脑 只辅佐胸怀山河的将帅

 
 
 

日志

 
 

《经济学与传播学糅合的创新》  

2008-08-25 15:20:00|  分类: 经济与社会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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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与传播学糅合的创新》
 
    新一届党中央与中央政府以“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为核心执政理念。加大了扶贫力度,值得全中国人民感到欣慰,其中富人也要同样感到幸福。

  因为如果穷人继续增多,尤其是赤贫者越来越多,富人的日子也一定不好过。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评论东南亚因为贫富差别巨大而导致社会动乱频发,如菲律宾、印尼等国家长期处于经济滞胀、民生困苦的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穷人就象大海,富人就象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大海只要打一个浪就可以把孤岛淹没”。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解决贫富差别过于悬殊的时候了,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38。显然,本届中央政府已经意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关注农民与弱势群体的力度空前加大。但如果没有很好的扶贫制度与政策设计,往往耗费巨大的资源,但收效甚微。

  同时中央政府非常关心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升GDP,因为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已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不能真正为国民带来有价值的财富——即直接或间接地提升国民生活素质的财富。当前,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大部分都是低效率与盲目的,并严重依赖银行贷款,会沉淀为死资产,还会成为国有银行的呆帐(因为中国主要是国有银行,投资的贷款也大部分来自于国有银行),最后成为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出口连年顺差已经搞得国际关系紧张,同时很多的出口依赖低成本优势,而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主要靠牺牲环境、民工低工资超负荷工作并付出身心健康(普遍缺乏劳动保护)为代价的。最后,可能为弥补对环境的破坏和医治一代民工的职业病付出的成本都超过了这么多年积累的利润。更何况环境和民工的健康可能是永远无法恢复的。所以,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带来的增长并没有提升国民的生活素质,完全属于没有意义的增长。  

  目前我们的悖论是:

  一方面农民的彩电普及率只有可怜的37%,另一方面中国的彩电工业的产能的利用率只有46.1%;

  一方面中国有2365万人尚处于温饱未解决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的轻纺工业产能严重开工不足。

  这导致农民生活素质差,而工业企业又有巨额投资闲置,一天天地等着机器生锈与报废,工人又不得不失业,社会财富惊人浪费而又不能为国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农民带来生活素质的提升。  

  是否有一种制度设计既能有效地实现低成本扶贫又能促进内需?

  我们先来看目前我们国家的主要扶贫措施:

  1、增加不发达与边远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如交通;

  2、直接以救济款拨给不发达与边远地区的低收入农民;

  此外还有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结对子,赞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给贫困地区农民增加学习知识与工作技能的机会。

  这两种方式都带来极大的负作用:各地为了争取投资与扶贫救济款,需要跑部前进,向国家各部委争取给自己所在地区多分一块蛋糕,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扶贫投资与救济款,很多成了公关费,造成了必然的腐败。而且各地的官员获得了中央拨下来的扶贫款,进行肆无忌惮地挪用甚至贪污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要知道有些官员连98抗洪的救灾款都敢贪。最后,真正用于扶贫投资与救济的款子、真正到达农民手中的利益只占中央政府拨下来的款项中的可能低得可怜。所以,尽管中央政府花费大量的的财力与资源进行扶贫,但效果一直较差。

  根本的缺陷在于审批制,给审批权利者者创造了腐败的机会,层层截留,最后真正到达农民手中的利益很少。同时,农民不知道自己可以得到的具体利益也是问题。在层层审批的情况下,农民只知道有救济,但每个农民具体可以拿到多少并不知道。乡长与村长会以发给了更穷的人为借口,结果大量的利益属于乡长与村长以及各级官员。

  所以,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不能再有审批,让农民知道在某一时间段内可以得到的具体好处是多少?如可以给农民发购物券,不鉴别收入高低,无论是亿万富豪还是街头乞丐,只要是农村户籍都发购物券500元。并且通过有效方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每个农民都知道自己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可以获得500元购物券。

 

民朋友领到了购物券就会进行消费,生活素质得到了提升,有效地刺激内需,把中国闲置的轻工业生产能力释放出来,救活那些濒临倒闭或已经倒闭的企业。让这些企业的工人重新再就业。并且,这些轻工企业的重新开工又可以带动周边服务业与上游产业与的发展,经济学的“乘数效应”强有力地刺激GDP的发展。

  不鉴别收入高低,无论穷人富人只要是农村户籍都发500元购物券是政策成败的关键。如果乡长、镇长、村长们敢截留他们的购物券。真正惹怒了农民们。那乡长与镇长们就危险了。不鉴别收入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关键,鉴别收入就等于回到了审批制,就会给有鉴别权利者腐败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每个农民不能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具体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获得扶贫利益,鉴别权利者有无数的理由告诉他——你按照标准没有资格发购物券,大量的利益会被一些不法官员瓜分。那么,有钱的农村户籍人士也获得救济款是否违背了扶贫救济的本意。当然违背,但这样做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扶贫资源消耗也更少。即使违背扶贫救济的本义也应该采用这一政策。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任何政策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只能优选最好的。

  不审批一刀切发购物券的政策设计完成后,接下来的关键是解决信息对称问题。只要有部分农民不知道自己在某年某月某日前可以获得500元购物券,那么腐败的机会又会产生。如何解决信息对称的难题,让农民都知道这一信息?如果传播成本太高,这一政策也肯定难以实施。所以,政策设计的所有矛盾聚焦点就到了如何低成本地传播这一信息。这好办,党中央与中央政府掌握大量的媒介,这些媒介大量的广告时间与版面并不能完全卖掉,如中央台的很多频道就有大量时间闲置,这些空置的鸡肋时间可以不停地发布这一信息。况且中央台本来就有大量的时间用于政治宣传,也可以用于发布这一信息,因为扶贫也是很大的政治。所以,解决信息对称问题,对中国政府而言成本很低,鸡肋时间用到扶贫信息传播就成了功德无量的鸡腿时间。通过中央台的强势媒体的信息发布与传播,很短时间内中国农民都会知道自己即将获得的具体利益。

  有人会说,这样的政策的确给穷人带来一定的生活素质的提高。但能否刺激内需就难说了。日本用购物券刺激内需失败意味着中国实施这一政策失败的概论也很高。有人会说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迄今未走出内需不足,出口竞争力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日本也曾经采用购物券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为何没有收到实效。其实,日本发购物券刺激不了内需增长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已经比较富裕,发购物券并不能刺激日本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日本内需乏力的根本原因是有钱人都到国外消费,没有钱的年轻人为了买房子要存很长时间的钱,给他购物券所能增加的消费能力有限,仍然不会当下就去消费。每人每年增加500元收入,对于低收入的农民,购物券占当年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就很高了。所以,按照收入越低,消费倾向越高的规律,每人每年发500元购物券对内需会形成强劲的刺激。

  有人会问中央政府是否有这个实力给予每个户籍的农民500元。那是绰绰有余,因为按照农村户籍人口9亿万算,年购物券发放额度总计为4500亿,而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安排35423亿元。

这一扶贫制度设计还必须做到一下几点:

  1、必须规定购物券在规定时间内用掉,过期作废(最好在购物券上就注明作废日期)

  否则农民兄弟会把购物券存起来,就起不到提升农民生活素质和刺激内需的目的。

  2、必须在同一个地区分批发购物券

  因为同时发就会短时间内释放出需求,很多消费物质供应都会来不及,农民兄弟用购物券买不到消费品,可能会怀疑政府是否在欺骗他们,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更重要的还是,短时间内释放出需求会给很多产业一个虚假型号,就会扩大投资增加供给,从而造成增量投资开工不足。浪费巨大的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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